美聯社電
特朗普政府與哈佛大學之間的對峙，將赤裸裸的政治和龐大的金錢數字擺上檯面。在當前的對決中，人們很容易忽略美國政府與頂尖高校之間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建立的數十年的聯盟。
80多年來，這種相互依存的關係一直被兩黨的學術領袖和政治家視為美國探索和創新的典範。
密西根大學教授歐文-史密斯（Jason Owen-Smith）說：「在某些方面，我認為這是當代美國故事的核心部分。哈佛是一個典型，但不是唯一的典型。」
在哈佛大學拒絕了政府官員限制校園激進主義的要求之後，該校超過20億元的多年期補助經費與合約被凍結，哈佛大學為此將政府告上法院。
關係可溯源至二戰
這些經費的起源可追溯到1940年代早期，美國政府開始透過特別的夥伴關係來確保最尖端的研究。聯邦官員出資並監督；由大型公立與私立大學領頭的研究機構，則利用這數十億元的資金來探索未知科技，同時訓練新一代的研究人員。
這種夥伴關係催生了戰時創新，包括麻省理工學院開發的雷達，以及數十年後在史丹福大學孕育誕生的谷歌。
長期以來，這種合作關係在問責性與獨立性之間取得平衡，但現在，特朗普政府正在嘗試將意識形態強加於之上。
白宮新聞秘書李維特（Karoline Leavitt）為政府舉措辯護：「許多美國人都在想，為何他們的稅金會流向這些大學，而這些大學不僅在向我們國家的學生灌輸思想，還允許如此嚴重的違法行為發生。」
但是，長期觀察政府與大學合作關係的人士對政府的行為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從賓州大學退休的高等教育歷史學家蓋格（Roger Geiger）說：「它從來沒有像特朗普政府這樣政治化，因為一直都有兩黨的支持。我們現在看不到這種支持是不尋常的」。
在凍結哈佛經費之前，政府也對哥倫比亞大學等著名高校採取了類似的脅迫行動。同時，在政府開始解散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並削減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資金之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也失去了超過8億元的聯邦健康與醫療項目撥款。
政府與大學如何依存
對於通常認為大學時教學和學生生活中心的大眾來說，用於大學國內實驗室和海外計劃的龐大美元數字，似乎令人驚訝。
這就必須了解政府與大學是如何相互依存的。
一個世紀前，研究型大學規模小得多，主要依賴私人資金。但在1940年，當美國官員為準備參加二戰而焦頭爛額時，麻省理工學院的前院長布殊（Vannevar Bush）向羅斯福總統建議，政府必須與大學及其他機構的科學家合作，以推動國防研究。
布殊的機構監督加大管理的實驗室開發的第一批核武器。戰爭結束後，他勸服了羅斯福擴大研究合作夥伴關係，以確保國家安全、促進科學和醫學發現和經濟增長。
聯邦的研究經費仍然相當有限，直到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枚人造衛星。決心要迎頭趕上的美國議員們批准了一連串的資金，用於大學研究和培訓新科學家。
150到200家研究型大學利用聯邦資金來建立實驗室和其他基礎設施。政府透過「大兵法案」(G.I. Bill)支付退伍軍人上大學的費用，並在1960年代採取措施協助貧困學生，學生人數攀升，使得大學蓬勃發展。
根據國家科學與工程統計中心的資料，美國的大學獲得了約90%的聯邦研究經費，2023年達至596億元。佔了1090億元研究經費的一半以上，其餘大部分則來自學校自身、州與地方政府及非牟利組織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