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哈馬斯戰爭引發數月爭議後，哈佛大學周二（28日）表示，其管理層將不再就公共事務發表官方聲明，除非這些聲明直接影響「大學的核心功能」。《波士頓環球報》記者丹尼·麥克唐納（Danny McDonald）對此作了下述報道。
學校宣布這一消息前一個多月，學校成立了一個機構聲音工作組，以考慮哈佛大學是否應該停止在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上發表立場。目前，全國各地的機構都在爭論是否採取這樣的政策，而在這一學年結束時，許多校園社區因戰爭而分裂。
該工作組在其報告中表示：「當大學就其專業領域之外的問題發表正式言論時，該機構的誠信和可信度就會受到損害。」該報告已被哈佛大學管理層接受。
「將這些原則轉化為具體實踐的過程當然需要時間和經驗，我們期待未來的工作，」哈佛官員在致校園社區的一封信中說道。
然而，哈佛工作組指出「大學不是一個中立的機構。」
「它重視開放的探究、專業知識和不同的觀點，因為這些是它追求真理的手段，」報告中寫道。「只就與大學核心職能直接相關的事務發表官方言論的政策符合這些價值觀。」
去年秋天，哈佛因如何評論10月7日哈馬斯的襲擊和以色列在加沙的致命反攻而陷入爭議。時任校長克勞迪娜·蓋伊因就襲擊事件發表聲明而受到廣泛批評，許多人認為該聲明為時已晚且軟弱無力，尤其是與哈佛大學在其他令人痛苦的世界事件（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發表的明確聲明相比。
教授和管理人員提出了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沉默。
在此後的幾個月裡，哈佛大學內部和其他大學內部形成了接受某種形式的「機構中立」的勢頭。
機構中立並不是一個新想法。在現代學術時代，它可以追溯到1967年，當時芝加哥大學採取了中立政策，以避免在越南戰爭問題上站隊。芝加哥的指導方針為「威脅大學使命及其自由探究價值觀」的特殊問題以及「涉及大學所有權、資金接收、榮譽授予、其他組織成員資格」的情況提供了例外。
從那時起，其他一些學校也採取了類似的政策，而一些大學領導人即使沒有將其編入學校政策，也遵守了這一原則。
然而，直到最近，這個想法還是一個在學術界內爭論的相當模糊的概念。但自從10月7日讓許多美國大學陷入混亂，並將其領導人卷入一場難以解決的沖突的辯論以來，從劍橋到加利福尼亞的學校都開始將機構中立視為一項官方政策。
哥倫比亞大學參議院於2月一致通過了機構中立。賓夕法尼亞大學和耶魯大學的教職員工團體正在敦促其領導人也這樣做。
支持者認為，採用這樣的政策可以使大學更易於管理，並保護其促進開放式探究的使命。他們說，大學應該是辯論的論壇，而不是辯論的參與者。
由臨時校長艾倫·加伯任命的哈佛大學工作組表示，哈佛大學所採取的政策不能公平地稱為中立。
哈佛法學教授、工作組聯合主席諾亞·費爾德曼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大學不能「保持價值中立，因為我們代表一些非常具體的東西，比如通過理性和辯論追求真理。」他說，捍衛這些價值觀是大學職責的一部分。
「我們關注的是，大學應該在專業時發表意見，」他說。
費爾德曼說，許多人認為「他們知道在某個問題上什麽是道德上正確的立場」，他們中的許多人希望大學採納他們的世界觀。
然而，批評者表示，退出公開討論只是大學避免採取道德正確但有爭議的立場的一種方式。
剛剛完成哈佛大學二年級學業的維奧萊特·巴倫（Violet Barron）是因參加哈佛園露營而被停職的人之一。她說，新政策「免除了哈佛對不中立的投資作出回應和評論的責任。」
「我認為這是逃避有義務回答的問題的借口，」巴倫說。
哈佛醫學院的醫生兼臨床講師拉拉·吉瑪努斯（Lara Jirmanus）將該政策比作「官僚主義的花招」，認為它將充當煙幕彈，「以掩蓋大學每天做出的政治決定。」
「大學的每一個決定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吉瑪努斯說。「從教授什麽，到誰獲得終身教職，再到哈佛如何投資其500億美元的捐贈基金。」
她說，大學發揮的最根本的政治作用「是定義什麽是真理，而不是對政治事務發表一次性聲明。」
哈佛工作組聯合主席艾莉森·西蒙斯（Alison Simmons）周二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我們並不假裝我們的建議解決了所有問題或回答了所有問題。
「我們的重點是官方聲明，僅憑這些聲明就足以引起我們的關注，」哈佛大學哲學教授西蒙斯說。
哈佛大學法學教授珍妮特·哈雷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表示，她希望新政策「將開啟一個新時代，開啟哈佛領導層聲明的全新風氣」。中美創新時報29日編譯訊/記者溫友平編譯
上周，畢業生退出了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 CRAIG F. WALKER/GLOBE STA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