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傅國湧的離世，讓那部曾引發軒然大波的《金庸傳》重回公眾視野。這部以「平視」視角寫就的傳記，因剝離了金庸的「俠聖」光環而遭傳主本人否定。金庸曾斥其「謊話連篇」，甚至拒絕與作者見面。這種衝突的本質，實際上為一種歷史書寫與個人神話的角力。重新審視金庸，人們需要的不是非黑即白的評判，而是一種多維的「祛魅」。唯有如此，方能窺見一個複雜靈魂在時代洪流中的真實座標。
傅國湧在《金庸傳》中顛覆了大眾認知，他認為武俠小說並非金庸的核心成就，而是其報業帝國的「副產品」。1959年創辦《明報》後，金庸日寫社評、夜撰武俠，前者為傳遞政治理想，後者僅為吸引讀者、維繫報紙生存。
三十年間，《明報》社評以獨立立場針砭時弊，在冷戰時期的香港成為華人世界的思想燈塔。當金庸晚年希望以「武俠小說家」身分載入史冊時，傅國湧卻一針見血地指出，剝離《明報》生涯的金庸，如同失去江湖的俠客。
金庸對傳記的不滿，集中於傅國湧筆下那些「不體面」的細節：商人式的精明算計、政治立場的實用主義轉向、口才的笨拙，甚至對學歷缺憾的終身焦慮。這些描寫擊碎了金庸精心構建的「完人」形象，卻揭示了一些更為深刻的真實。
金庸的社評與小說均滲透著對中華大一統的執念，但辦報時又深諳市場規則，甚至因過度控制股權被詬病為「獨裁老闆」。他推崇「富貴不能淫」的孟子精神，卻在《明報》出售後漸趨保守，晚年更因參與政治協商被批「依附權勢」。長子自殺的創痛、對「茫然」的生命體驗，與其筆下那些「俠之大者」的昂揚形成微妙對照。
傅國湧在修訂版傳記中，提出尖銳觀察——金庸晚年「親手卸載了自己的影響力」。這一論斷指向其生命後期的矛盾行為。例如86歲赴劍橋攻讀博士學位，論文研究唐代皇位繼承制度，被質疑「破壞學術規則」；1993年出售《明報》後淡出公共領域，卻沉迷於名譽頭銜，與時代精神漸行漸遠。這些舉動被研究者劉國重喻為「還未如願見著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丟」。金庸對「經典化」的焦慮，恰折射出通俗文學作家面對正統文壇的自卑。
要超越「神化」與「貶損」的二元陷阱，就需要將金庸置於不同的座標中審視。從文學上看，其小說語言「乾淨生動，堪稱母語典範」，但通俗性也限制了其思想深度。
從文化來看，作為民國教育最後的受益者，金庸將儒家倫理、俠義精神植入香港商業土壤，創造出了獨一無二的「文化混血」遺產。而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在特定歷史縫隙中，他以報人身分守護了言論火種；可當外部壓力消失後，其「文人論政」的理想未能昇華為制度性實踐。
傅國湧的「冒犯性寫作」，證明了金庸不必被神化。一個民族的成熟，始於對英雄瑕疵的坦然接納，終於對複雜靈魂的深刻共情。當江湖的鼓聲漸歇，唯有真實的生命，能在歷史星河中永恆閃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