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社論：
譯：曾維燊
圖：美聯社
美國正處於一個歷史性的犯罪下降時期。2023年，謀殺案件下降了10%，當時是自1960年有可靠紀錄以來最大幅度的年度下降。去年，全國很可能再創紀錄，下降了15%。今年，主要城市的謀殺案件降幅約為20%，有望再創新低。槍擊、搶劫和盜竊案件也大幅減少。
這些下降抹去了在2019冠狀病毒疫情期間及之後出現的犯罪激增。事實上，2025年的謀殺率可能會低至至少65年來的最低水平。根據犯罪分析師Jeff Asher收集的數據，就暴力犯罪而言，現代美國可能比過去數十年都更安全。
華府的犯罪率也在下降，這與總統特朗普本週聲稱該市是暴力溫床的說法相反。雖然該市的謀殺率仍然偏高，但已經接近疫情前的水平。
美國領導人通常在危機結束後會迅速轉向其他議題，但我們希望暫停下來，回顧最近暴力犯罪激增及其逆轉的過程。我們從這段時期看到兩個核心教訓，有助決策者進一步降低犯罪並在其他社會問題上取得進展。
第一個教訓是公共信任與穩定的重要性。回想2020年——雖然令人不快——病毒正在蔓延，人們無法探訪家人和朋友，也不能去教堂、圖書館或餐廳。孩子被困在家中，只能通過螢幕與朋友聯繫。婚禮、葬禮和畢業典禮被取消。
與此同時，美國的政治分歧比以往更加激烈。2020年5月弗洛伊德（George Floyd）遇害事件加劇了種族正義與警察行為的緊張關係，引發大規模抗議和零星暴動。一場膠著的總統選舉最終導致對國會的暴力襲擊。背景中，人們為口罩令、疫苗規定、學校關閉及其他防疫政策激烈爭論。美國人並未團結應對危機，反而彼此怒斥。
這種憤怒導致社會行為規範鬆弛。美國人變得更容易違反規則，例如超速駕駛。這是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所稱的「失範」（anomie）——讓社區得以運作的細微規範崩解。我們的社會不僅依賴成文法律和政策，也依靠非正式的規範和價值觀來維繫。這些多為不言而喻的規則，從替他人開門到為重病鄰居撥打911。我們依此行事，也相信別人會如此。當信任消失時，「各顧各」的心態——就像末日題材小說裡常見的情景——便會出現。
疫情期間，魯莽駕駛、車禍死亡與路怒事件上升。酒精與藥物致死人數也增加。即使在疫情消退後，影院內使用手機等小事似乎也更普遍了。彷彿許多美國人放了一次所謂的「道德假期」。
在失範時期，犯罪往往上升。這在1960至70年代曾發生過，當時美國人對越戰、水門事件、種族不平等、通貨膨脹等感到憤怒。犯罪率在1960年代初開始上升，直到1990年代才持續下降。其他國家也出現過類似循環，包括二戰前的法國與意大利。
好消息是，最近這波失範與犯罪似乎是短暫的。疫情結束與美國重啟，讓人們恢復較正常的生活，犯罪基本回落至疫情前水平。但過去幾年的經驗提醒我們：當下的美國是一個極化嚴重且犬儒情緒普遍的國家，容易再度出現失範。
2020年，決策者透過關閉促進社會凝聚的服務，直接加速了失範。以學校關閉為例，是否在疫情初期過後仍維持停課是一個艱難決定，但官員至少應更重視停課的明顯代價，包括學習損失、社交隔離，以及可能助長犯罪的風險。數據長期顯示，暑假期間謀殺案會增加——所謂「游手好閒是魔鬼的工場」。
這個教訓遠不止於如何應對下一場疫情。社會凝聚既有價值又脆弱，削弱人們與學校、教會、政府機構及社區團體的聯繫，會令美國損失重大。若能恢復對這些機構的信心，其他問題將更易解決。
第二個教訓是執法的重要性。2020年的抗議期間，許多進步派人士呼籲「削減警費」，部分著名民主黨人——包括時任加州參議員賀錦麗（Kamala Harris）、紐約州眾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以及時任洛杉磯市長賈西提（Eric Garcetti）——支持該運動。但在多數城市，警察經費實際上幾乎沒有下降。
即使如此，抗議者似乎產生了影響。一些警員因公眾批評而離職，警隊出現人手短缺。其他警員雖留任，但在執法上有所退縮。有時這種退縮源於不確定該如何履職，有時則是出於報復心理，藉此懲罰被視為敵意的社區。
在這段激烈時期，幾乎所有各方都犯了錯。其中最具破壞性的是，越來越多民主黨官員相信，執法針對低層罪行——例如公開吸毒、商店行竊與露宿營地——可能適得其反。一些民主黨人認為，執法這些法律對少數族裔傷害較大，對公共安全貢獻不大。
這種說法從未有太大道理，尤其在民調顯示各族裔、各收入群體普遍支持基本執法的情況下。現實結果十分糟糕：屋崙、Seattle、Portland等城市出現如無法無天的氛圍，民眾在街上隨地便溺與吸毒，商店為防盜而將商品上鎖，甚至直接歇業。
過去幾年，情況部分逆轉。「削減警費」運動被視為失敗，其許多舊支持者已與之保持距離。警隊不再縮減，甚至有些部門增加招聘與人手。地方官員恢復更嚴格的警務策略，一些州份（包括加州與俄勒岡州）也推翻了減輕低層罪行刑罰的法律。這些轉變很可能有助壓低犯罪。
不過，隨着犯罪下降，公共官員再次自滿的風險存在。民主黨領導人尤其應記住疫情時期的犯罪激增。他們應繼續推進改革刑事司法制度的努力：種族歧視在警務與司法系統中確實是嚴重問題，濫權警員也過於常見地逃脫問責。但改革必須謹慎，避免破壞防止混亂的政策，並應明確承認大多數警員的辛勞與其對社區的重要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個因素在近期犯罪下降中作用不大，與特朗普的說法相反。他聲稱犯罪激增是拜登政府時期非法移民造成的，下降則源於他的邊境打擊行動。這顯然是錯誤的。移民（包括非法入境者）的犯罪率低於本土出生美國人（部分原因是犯罪可能導致被驅逐出境）。時間線也不符：謀殺率在2020年激增，當時移民數極低，而在2023年開始下降時，移民數仍然很高。
也許過去幾年最令人鼓舞的結論是，我們對犯罪趨勢的驅動因素比想像中更清楚。執法很重要，全國氛圍很重要。槍枝取得也有影響；目前對高威力槍械的法律過於寬鬆，甚至許多有暴力史或精神疾病的人仍可合法擁槍。即便在當前水平，美國的暴力犯罪率仍遠高於其他同等國家。最近的下降應讓美國人有信心，只要願意嘗試，還能取得更大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