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來，不少非牟利組織依靠新冠疫情補助金，在貧困弱勢社區的公校設立課後活動，不僅希望改善這些學生的學業，也旨在防止他們誤入歧途。隨著補助金逐漸耗盡，很多組織縮減課後活動，有需要學生恐頓失支援。
在克里夫蘭一所公校，非牟利組織「地平線教育中心」（Horizon Education Centers）提供課後活動，教導小學生學習工程和自我控制，是這座兒童貧困率最高的大城市之一的少數選擇之一。
全國非牟利教育網站The Hechinger Report報道，地平線教育中心等提供課後活動課活動的非牟利組織利用1,700萬元疫情紓困金，去年向克里夫蘭7,000多名學生提供服務。但當資金上個學年耗盡後，這些組織只好減少提供課後活動的地點、裁員和減少招生人數。去年在當地公校設有5處地點的地平線中心如今僅餘1處。
疫情紓困金枯竭
課後計劃因聯邦紓困金而無以為繼的窘境在全國屢見不鮮。雖然有少數州份出手填補資金缺口，但克里夫蘭所在的俄亥俄州並非其中之一。隨著共和黨特朗普政府繼續大砍聯邦開支，並終止與平等相關的經費和合約，許多服務組織都擔心將有更多經費被削減。
課程活動在國家經濟上發揮重要影響力，向全國適齡學童近14%、近800萬名學生提供放學後的一個安全場所，等候父母下班後接回家。
課後活動提供學生寫作業支援、豐富的活動、健康的零食和運動，有些課後活動免費，其他則需要少許費用。
專家指出，課後活動可強化學生的社交和情緒技能，提高他們在校的參與度和出席率，減少他們濫藥或犯罪的風險，有時還有助學生改善學業和考試分數。
學生課後服務源於19世紀後期，出現在慈善安置所中，向移民子女提供英語課程和健保服務。在國會1930年代通過勞工法後，課後活動大幅增加，二戰期間有大量婦女投入勞動力，這些服務再度擴大規模。
課後活動初期大部份時間作為托兒性質，作為照顧缺乏家長監督的「鑰匙兒童」的解決方案。但1960年代出現變化，課後活動開始被認為有助減少青少年罪，提供兒童正面角色的榜樣。在1980至1990年代，決策者和資助者開始要求課後活動在縮減貧富兒童之間學業差異上發揮作用。高貧窮率的學校開始調撥聯邦教育法第一章（Title I）為貧困公校設立的經費，用於提供課後活動。
經費輔助先天不足
但聯邦直到1998年才開始透過新建立的21世紀社區學習中心計劃（CCLC），以競爭方式向各州提供資金支援課後活動，2002年編列了高達10億元，豐富了課後活動的內容。
課後服務一直面對資金與人員不足和不公平等問題困擾，許多課後活動經常供不應求，低收入家庭往往難以找到可負擔選項。
課後活動的資金來源不一，包括公帑、慈善組織和企業贈與。CCLC仍是唯一課後活動和暑期學習專用的聯邦資金來源，2023年提供了13億元，支援了1萬間中心，服務全國近五分之一學生。
全國課後活動協會（NAA）執行長華納（Gina Warner）形容，課後活動是一處讓兒童可以嘗試新事物而不會面臨後果的空間。「課後活動聯盟」（Afterschool Alliance）執行主任格蘭特（Jodi Grant）也指，課後活動將學生與不是他們老師或照顧者、但有正面榜樣的大人聯繫。但華納坦言，課後活動產業薪水不高，晉升機會有限，導致人員流動率很高，因此維持這種聯繫對課後服務業來說困難重重。本報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