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白宮的關稅清單與北京的反制措施在空中交鋒，不僅加碼對彼此進口商品課徵關稅，美國還對其他主要貿易夥伴釋出90天內協商的訊號。未來局勢仍充滿變數，若要探索走向，回顧歷史最嚴重的關稅衝突，或可提供有益的視角。
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當屬1930年的《史穆特－霍利關稅法案》。一戰後，美國成為全球主要出口國，但農產品價格暴跌、農民收入銳減，引發保護主義浪潮。該法案將超過兩萬項進口商品關稅調升至歷史高點，部分品項甚至超過50%，企圖保護本土農業與製造業。
然而，此一政策推行時機不當，適逢1929年股災後的經濟下行期，引發全球報復性關稅措施，導致國際貿易迅速萎縮。1933年，全球貿易量較1929年大減逾六成，美國出口崩跌，失業率飆升至25%，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直到1934年政策轉向，才稍見改善。
這段歷史讓多數經濟學者與政策制定者普遍認為，危機中濫用關稅只會加劇災難。短期雖可能保護局部產業，但長遠則造成全球供應鏈斷裂，傷害整體經濟體質。
不過，亦有學者對此傳統觀點提出挑戰。他們認為關稅保護在某些歷史脈絡下具備正當性，特別是當經濟過度自由化導致產業空洞化時，關稅可作為暫時性的調整機制，而非長期戰略。這樣的辯論也反映當前華府對關稅工具的彈性運用思維。
坊間亦有觀察指出，白宮高調推動關稅措施，實乃測試盟友與對手反應的「先手棋」，其真正目的可能在於為解決美國財政赤字鋪路，盼能畢其功於一役。若能在六月前促成協議，穩住債務市場信心，則關稅便成為一種具談判性的籌碼。
然而，要讓關稅成為穩定赤字的工具，尚須數個前提配合，包括財政與貿易政策整合、設定明確分階段目標、建立回應機制以避免談判破局及互相報復。缺乏整體架構與彈性，關稅容易從工具淪為風險。
當前，雖然特朗普政府對談判進度表示樂觀，認為90天內可望達成協議，但市場雜音漸增。聯準會主席鮑威爾4月16日警告，關稅「極有可能」短期推升通膨，並帶來長期結構性傷害。這番話，與當年史穆特-霍利政策的反思，恰遙相呼應。
所幸，政府在面對債股匯市場動盪之際，仍展現一定彈性。特朗普總統4月14日即表示，可能暫緩25%的汽車進口關稅，給予產業轉型期，並自稱「非常有彈性」。這顯示雖局勢未明，但尚未進入無可挽回的臨界點。
總體而言，史穆特－霍利關稅戰的教訓，不在於單一關稅數字，而在於如何掌握時機、靈活調整政策，於短期效益與長期穩定間取得平衡。
在全球經濟迷漫著不確定的氣氛，各國領導人如何權衡保護主義措施的利弊得失，避免重蹈覆轍，共同維護全球貿易體系的穩定與繁榮，將寫下這一代的財經大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