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高市早苗在國會預算委員會接受質詢時首次提出，「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不到三周，她的態度卻發生了明顯變化。在最新一次黨首辯論中，她解釋道當初的發言是由於「被問及具體事例」而作出的「誠實回答」。對於「存亡危機事態」的認定，將根據「實際發生事態的個別具體情況，由政府綜合所有情報來判斷」。
高市早苗的迅速澄清並非偶然。她的初始言論立即引發了中國的強烈反應，不僅發出了外交抗議，還採取了一系列實際措施，這些舉措無疑給日本政府帶來了實質性壓力。
在黨內，高市也面臨批評。野田佳彥在辯論中直言，作為自衛隊最高指揮官，有些話是不應該說的，貿然發表個人主張是「輕率的行為」。這種內外交困的局面，迫使高市不得不重新審視其言論。
高市早苗在澄清自己的言論時，特別提到了《舊金山和約》，這一舉動絕非偶然。該和約是二戰後對日和平條約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明確規定日本放棄了台灣的所有權利與許可權。
這一法律框架構成了日本對台政策的基石，限制了日本政府在台灣問題上可以採取的姿態。日本政府長期以來堅持的「非政府間的實務關係」定位，正是基於這一法律基礎。高市的回歸傳統表述，反映了這一法律框架對日本政策的持續約束力。
即使是在談論「台灣有事」可能影響日本安全時，她也不得不承認日本在法理上並無認定台灣法律地位的立場。
高市早苗的言論變化，揭示了日本在台海問題上的深層戰略困境。一方面，日本確實對台海安全局勢抱有切實關切。月初的答辯中她提到，如果台灣被海上封鎖，特別是涉及到戰艦和武力使用的場合，可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這一關切源於日本對海上通道安全的擔憂。
台灣周邊的巴士海峽等水道對日本的能源和物資運輸至關重要。在野黨議員岡田克也質疑，船隻繞行是否真的構成「存亡危機」時，高市曾回應稱，如果僅僅是民用船隻排列導致通行困難，並不屬於「存亡危機事態」。
另一方面，日本的政策選擇受到法律框架和地區外交的制約。高市在堅持安全關切的同時，不得不回歸到日本政府的一貫立場，反映出日本在平衡安全訴求與外交現實之間的艱難取捨。
在波濤中徘徊的日本政治航船，一面是擔心台海局勢影響自身安全的深層次戰略焦慮，另一面是《舊金山和約》和歷史帶來的法律約束。高市早苗的迅速轉向，猶如這艘航船在風暴前的一次急轉彎，暫時避免了與中國直接的正面相撞。但國際外交的暗湧仍在，下一次風暴來臨之時，日本政府又將如何掌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