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社評：
作者：Serge Schmemann，前駐莫斯科分社社長
我們這些經歷過六十年代的人，總容易將今日與過去相提並論。今日美國同樣呈現尖銳的意識形態對立、激烈的街頭抗爭、總統濫用權力、國民迷失方向。當年尼克遜（Richard Nixon）總統依靠所謂「沉默的大多數」與嬉皮文化與「共產分子」對抗，如今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口號則針對覺醒派與激進左翼。當年學生反越戰而癱瘓校園，如今則為加沙的屠殺而抗爭——但只持續了一年。
但深入觀察就會發現，兩個年代實則大異其趣。最明顯的是科技與資訊的劇變——智能手機與社交媒體早已重塑人類互動，也不再有冷戰那般明確的世界秩序，更沒有強制徵兵令青年前赴越南叢林送死。
今日洛杉磯針對聯邦政府追捕移民的抗議，遠不如當年反越戰聲勢浩大。當年俄亥俄州州長調動國民警衛隊，在1970年肯特州立大學開槍鎮壓學生示威；今日則是特朗普出兵洛杉磯，違背加州州長意願平息抗爭。
對我而言，最大差異在於時代精神的落差——六十年代令人相信改變可能，如今則是封閉與倒退。當年的反戰與民權運動雖然充滿衝突，卻是年輕人主導的理想主義浪潮，質疑戰爭與種族不公，挑戰表面繁榮與性別壓迫。那是一個人們相信音樂與愛能改變世界的年代。鮑勃·迪倫（Bob Dylan）唱道：「時代正在變」，約翰·連儂（John Lennon）則想像一個沒有國界與宗教、人類和平共處的烏托邦。
而2024年春季爆發的加沙抗議運動，最終淪為反猶指控與校方領導層遭羞辱的場面，未能化作全國浪潮。社會主流反而倒向特朗普與他的MAGA運動，目標正是全面逆轉六十年代以來的改革——否定民權、性別寬容、環保、學運、以至整個多元、公平、包容的社會觀念。
當然，特朗普的支持者並非全都抱持極端立場，部分對D.E.I.（多元、公平、包容）政策的批評也非全無根據。他們有真實不滿，也未必支持特朗普針對移民、哈佛與其他對象的個人攻擊或非法舉措。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真正訊息，是六十年代催生的社會變革並不屬於美國，應該被剷除，好讓所謂真正的美國回歸——一個基督教價值主導、學生守規矩、社會有秩序、對種族與不平等視若無睹的社會。
這樣的回憶想像與連儂筆下的烏托邦一樣，或許都過分美化。但若說夢想能形塑一個世代，那麼1969年八月近五十萬人在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參與三日和平音樂節的激情，遠比如今向「甜蜜小鎮」回歸的鄉愁更具感染力。
常有人拿特朗普與尼克遜作比較，認為他倆都遭受醜聞困擾，也都自認為自由派菁英的受害者，以沉默多數的代言人自居。他們都有打擊政敵的名單，也都擅於媒體操作。兩人甚至於八、九十年代在紐約有書信往來，信中特朗普形容尼克遜是「本國偉人之一」，而尼克遜則慰問特朗普遭媒體攻擊之苦。
但兩者實質差距更大。尼克遜是六十年代的收尾人物，1969年才上任。那段動盪年代由甘迺迪與詹森主導，民權運動與「偉大社會」計劃、以及越戰的悲劇皆出於他們任內。尼克遜出身政界，曾以冷靜手腕駕馭國際局勢。我在莫斯科擔任《紐約時報》分社社長時曾與尼克遜會面，深感他對俄國歷史與政治理解之深。Wicker曾為《時報》撰文指，水門事件遮蔽了尼克遜的真正政績——他常以見識與膽識應對時代壓力，這是現今領袖難以比擬的特質。
這種評價無法套用於特朗普。他是一名靠直覺做決定、視憲法如無物、不知羞恥的交易商人。他將國際事務看作零和博弈，認為美國總吃虧；他重用聽話的人，輕視專業人士。他不似尼克遜是國事老手，他的存在反而定義了當代美國困局：從加沙、烏克蘭，到移民潮，無不成為他進一步削弱制度與價值的素材。
誠然，尋找過去年代的參照未必有實質價值。每個時代都有其複雜、怪異與時尚，記憶又常美化美好、遺忘惡劣。但若今日特朗普所代表的方向，正是六十年代改革精神的對立面，那我們更該問——誰才是真正讓美國偉大的人？
-曾維燊 譯/編
圖：美聯社
圖片資料：拉德（Mark Rudd）於1968年4月領導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學生抗議行動，抗議者佔領校園內的洛紀念圖書館（Low Memorial Library），並公開指責校方奉行種族主義及支持帝國主義。拉德受訪時明言，示威目的是「針對」大學的這些政策。該場運動成為美國校園反戰與民權運動的重要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