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六下午，就在他高中三年級結束的前幾天，艾靈頓（Harvey Ellington）撲通一聲躺在他的大床上，拿起手機尋找信號。這位17歲的年輕人住在橡樹環繞的一英畝空地上的一輛三居室拖車裡。身處偏遠鄉村地區，寬帶網絡信號無法到達，終於他的手機連上了學校借給他使用的WIFI熱點。他打開電子郵件，開始打字。
「晚上好！希望一切順利！祝賀你成為福爾摩斯縣聯合校區的新學監。」
《紐約時報》報道，就在一周半前，教育委員會選擇伊利諾州前高中校長兼東聖路易市前市長鮑威爾（Debra Powell），領導艾靈頓就讀的密西西比三角洲農村校區。
艾靈頓的手指懸停在手機屏幕上。很快他就會成為一名應屆高中畢業生，他想字句寫得更完美。艾靈頓高中一年級時在學生諮詢小組任職，高中二年級時當上了小組的主席，但該小組已不復存在了。他在電郵中寫道：「我已經提出了一些我的想法和想看到的改變。」。
艾靈頓7歲時，第一次聽到有人說，密西西比州認為福爾摩斯是一個失敗的校區，因為該小區幾乎每年都得D或F的評分。從技術上講，成績衡量的是艾靈頓和他的同學在該州標準化考試中的表現有多好或多差，但他知道評分也包括其他方面的評估。他的學校沒有課餘活動俱樂部，早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他們就幾乎沒有機會到校外作實地考察活動。每年，教學職位都會有幾個月的空缺。足球隊經常打進季後賽，但高中的場地不夠用，所以球隊不得不向西行駛10英里到一所小學練習。
資源匱乏支援更缺
在他的電子郵件中，艾靈頓沒有提到他失去了的任何東西。他沒有告訴鮑威爾他花了幾個星期等待Wi-Fi和上網用的手提電腦Chromebook。也沒有坦白承認為了給兄弟們做燕麥片和培根早餐而缺席了部分課程，因為他的母親在一個小時的路程以外的地方從事護理工作。他沒有解釋他如其他人一樣需要A.C.T.的試前輔導。他在疫情期間參加了一次考試，他的得分比州平均水平低了幾分。他可以再考一次，但他所在高中的學生很少有比這更高的分數。
艾靈頓知道，其他地方的青少年渴望恢復正常——回到有課餘活動俱樂部、空調和可靠教師名單的學校。但艾靈頓不想恢復到他所熟悉的「正常狀態」。他希望相信新學監會把福爾摩斯變成那種其他地方的學生認為理所當然的高中。他明白要在長年系統性忽視後取得進步是多麼困難。也許需要十年。也許他早就不在學校了。但艾靈頓知道他可以貢獻的就是他的經驗，因此，他決定如果新學監回信，他會坦白訴說過去三年中學到的一切。
艾靈頓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做白日夢，想離開福爾摩斯縣。在當地最大的城鎮裡，只有幾家餐廳，沒有電影院，「我們甚至沒有沃爾瑪。」艾靈頓經常抱怨。對於青少年來說，缺乏生活設施意味著無所事事，但艾靈頓明白其中的深層含義：在美國，社區必須為自己的學校提供資源，沒有商業，福爾摩斯就沒有足夠的稅基來為孩子提供足夠的教育資源。
佔學生人口五分之一
研究人員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來詳細分析城市學校教不好學生的原因，但像艾靈頓這樣的學生正在更糟糕的條件中學習。美國大多數最貧困的縣都在農村，兩年前，全國性非營利組織「農村學校和社區信託基金」的領導人發現，幾十年來的人口流失和州政府削減撥款，使許多農村社區在教育方面面臨「緊急狀態」。
全國超過930萬兒童——佔全國公立學校學生的近五分之一——就讀於農村學校，這超過了全國85個最大校區的學生總和。然而，他們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決策者關注。奧巴馬政府期間聯邦教育部負責農村外展的副助理部長懷特（John White）說，每次聯邦政府或個別州推出教育計劃時，他都會搜索「農村」一詞，結果要麼只找到一兩個單詞，要麼根本找不到。
密西西比州近一半的學生就讀於鄉村學校，但州議會為鄉村教學的撥款額是全國倒數第三。懷特指出，鄉村學校面臨的問題很實際，一來社區本來就資源貧乏，二是沒有如城市或城郊地區為公校提供資源的非牟利組織和其他社區機構的幫助，三是沒有寬頻上網甚至流動電話信號，令學生無法獲取外界資源，四是很難聘請或留住好的老師和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