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回歸非洲」運動在美國非裔群體中反復興起，又屢屢受挫。從19世紀殖民協會推動的利比里亞移民，到20世紀馬爾科姆·X等領袖宣導的「非洲根源認同」，再到近年部分美籍非裔精英人士試圖在加納、塞內加爾等地投資、興辦教育。這些運動的初衷往往崇高，一方面試圖擺脫美國系統性種族歧視的桎梏，另一方面希望以資本和技術「反哺」非洲，構建一個烏托邦。然而，現實卻總是殘酷，理想主義的熱情最終被非洲複雜的政治環境、落後的基礎設施和根深蒂固的文化隔閡所擊碎。
「回歸非洲」運動的支持者常將非洲浪漫化為一個等待拯救的「故土」，或是一個亟待開發的「藍海市場」。這種想像忽略了非洲的現實，許多國家仍受困於殖民遺產下的治理困境，腐敗、低效的官僚體系讓外來投資者舉步維艱；電力、交通、網路等基礎設施的匱乏使得現代化產業難以落地；更不必說部族矛盾、安全風險對日常經營的威脅。例如，利比里亞作為19世紀美國非裔移民建立的「理想國」，如今仍是全球最不發達國家之一，其政治動盪和經濟蕭條恰恰證明，單純的種族紐帶無法替代制度建設。
此外，許多「回歸者」低估了文化差異的鴻溝。美國非裔人士的價值觀、行為方式早已被西方世界的個人主義塑造，而非洲社會的家族網、傳統權威和集體主義邏輯，常常令他們無所適從。加納政府曾向非裔美國人推出「回歸公民權」政策，但實際定居者中，許多人因無法適應當地生活而再度離開。
更尖銳的矛盾在於，「回歸非洲」運動在實踐上往往不自覺地複刻了殖民邏輯。當美國非裔帶著資本和技術進入非洲時，很容易被視為「特權外來者」，甚至被批評為「黑色皮膚的新殖民者」。當地人未必歡迎這種「救世主心態」，尤其是當投資項目未能惠及基層、反而加劇土地爭奪或階層分化時。2019年，加納「回歸年」活動中，部分非裔美國投資者因土地糾紛與當地居民爆發衝突，正是這一矛盾的縮影。
非洲不需要救世主，而是平等的合作夥伴。若想真正推動非洲發展，美國非裔群體的努力應轉向更務實的路徑。比如投資以本地需求為導向，而不是單方面輸出「美國標準」。許多「回歸」項目因急功近利而失敗，相比而言，可持續發展的醫療、教育合作比象徵性的「返鄉儀式」更有價值。不管是體育明星、娛樂明星還是網絡紅人，如果能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促使西方政府取消對非洲的不公平貿易壁壘，要比僅僅停留在情感號召更上一層樓。
「回歸非洲」運動的挫敗，本質上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一次次碰撞。非洲不是烏托邦，它的發展需要的是謙卑的傾聽、平等的協作，以及對複雜性的清醒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