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20 霍詠強
美國霸權、二戰遺毒
二戰失敗後、德國和日本在重整行動上為何南轅北轍？問題來源是美國態度和具體行動。尤其是這是出終追逐霸權利益的選擇，所以今天會發現“遺毒”正在危害世界的公平與正義，在面對俄烏衝突和加沙種族滅絕的差異，當天同樣發生。
德國處於美蘇的夾縫當中，而日本卻在美國操控下，軍國主義奪來的收穫成為美國霸權的戰利品。
德國對二戰罪行的承認與反思，是國際社會公認的歷史責任典範。其過程不僅包含政治領袖的多次公開懺悔，更通過法律、教育、賠償等多維度行動形成系統性“記憶文化”，成為戰後德國重建國際信任的核心基石。
但是，德國從認罪與反思的核心關鍵，是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在德國被徹底移除，之後又在北約和華沙硬生生地割裂為東西德，雖然納粹思維在這幾年的極右民粹趁機崛起，但在德國也稱得上斬草除根，但在日本，卻完全不是這回事。
一、政治領袖持續的國家公開道歉與象徵行動
司法清算與禁絕納粹意識形態：東、西德至1965年共審判約1.9萬名納粹罪犯。1994年訂立《反納粹與反刑事犯罪法》，嚴禁納粹標志、口號及大屠殺否認言論，違者可判3-5年徒刑。
1949年聯邦德國首任總統豪斯公開譴責納粹屠殺是“全體德國人的恥辱”，奠定認罪基調。1970年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下跪，“華沙之跪”成為德國懺悔的全球象徵。他稱：“面對百萬受害者，語言蒼白，只能以沉默的姿態請求寬恕”。
1985年，魏茨澤克將5月8日納粹投降日重新定義為“解放日”，強調德國人從納粹暴政中獲得新生。赫爾佐克（1994年）、施羅德（2005年）、施泰因邁爾（2019年）等多次在波蘭、俄羅斯等受害國懺悔，稱德國對戰爭“負全部責任”，並“請求寬恕”。
近年來，關鍵紀念時刻仍然保持明確的態度：2019年二戰爆發80周年，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在華沙表示：“我赤腳站在這裡，以德國的名義請求波蘭寬恕歷史罪行”。2020年集中營解放75周年，德國總統再次承認“德國罪行累累”，否定歷史修正主義。
日本在對待二戰軍國主義歷史問題上表現出明顯的淡化：一方面官方只有道歉而沒有反省、更不曾認罪，右翼勢力長期系統性地否認、淡化侵略罪行，近年來更有頻繁的軍事動作，引發國際社會質疑日本是否真正與軍國主義切割，導致和德國完全不同的走向，當中的關鍵是美國行動。
1957年，為了打開外交局面，剛晉身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在出訪緬甸時對該國表示：“我們對在戰爭中給緬甸人民造成的傷害深表抱歉。”但這次道歉從人到言語都充滿迷惑性，岸信介本身就是二戰其中一名甲級戰犯。
二戰後同盟國對戰犯做了規定，分為甲、乙、丙三級，其中甲級戰犯是侵略戰爭中的元兇罪魁。1946年盟軍組織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了公開審判，東京審判宣判了28人後，由於政治形勢變化，駐日盟軍司令麥克阿瑟下達“戰犯假釋”命令，1948年釋放岸信介等19名甲級戰犯，到1958年所有未服滿刑期的戰犯都得到了赦免。由於美國的包庇，原計劃審判的第二批、第三批日本甲級戰犯結果全部被釋放。
當中在二戰期間被稱為“滿州五巨頭”之一的岸信介，就在1955年擔任新成立的自民黨幹事長，1956年任外務大臣，並在1957年署理總理大臣，成為在戰爭期間與戰後從未離開日本政治權力中樞的政壇人物，亦成為自民黨最具權勢的政治人物。
岸信介被軍事法庭調查長達3年半，但卻未被起訴，並且在1948年，東條英機等七名甲級戰犯被處決絞的翌日獲釋。有說法稱，岸信介同意和美國政府合作換取了無罪釋放。在之後公開的中央情報局文件中顯示，他的釋放是因為他能幫助美國打壓日本的左派勢力，和他反共與親美的強烈傾向，是“創造一個服從美國的日本”的最佳人選。
日本同時出現了所謂“史實傳播協會”等組織，有計劃地否定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婦”等暴行，聲稱慰安婦是“收入豐厚的妓女”，並辯稱二戰是“對歐美殖民的解放行動”。這類團體通過翻譯英文著作向海外傳播修正主義史觀，並與部分保守議員合作，在歐美阻撓設立慰安婦紀念碑。
政客持續供奉包括14名甲級戰犯的參拜靖國神社，就連最基本把戰犯移走的要求，都置若罔聞。2025年8月15日戰敗80周年當天，包括農林水產大臣小泉進次郎在內的多名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首相石破茂雖未親往，但以自民黨總裁名義供奉祭祀費。此類行為是對侵略歷史的公然美化，也代表著日本從未否定侵略思維。
近年來，更出現一股學術界的歪風，把日本描述為二戰的受害方，右翼學者“斷章取義、忽略證據”的扭曲方式重構歷史，將日本塑造為“外國陰謀的受害者”，例如強調原子彈攻擊是“戰爭罪行”，卻迴避日本發動侵略的根源。
二、在思想和教育系統的制度性反思
德國在思想和教育系統上，作出明確的制度性反思，教育體系嵌入歷史責任：學校歷史課重點分析納粹獨裁根源，如柏林州教學大綱要求9年級課程必須涵蓋“納粹如何走向滅絕猶太人之路”。集中營遺址（如達豪、布痕瓦爾德）改為紀念館，2005年在柏林市中心建立“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強制公眾直面歷史。
領土爭議的徹底終結：承認奧得-尼斯河為德波永久邊界，宣布1938年《慕尼黑協定》無效，放棄一切領土要求。1990年德國統一後重申“對鄰國無領土聲索”，消除地緣政治隱患。
巨額戰爭賠款與受害者補償：根據1952年《波恩條約》，德國政府與企業（如使用強制勞工的西門子、大眾）共同賠償。至2007年累計支付約640億歐元，覆蓋猶太人、強制勞工等多類受害者。
相反，在相同的層面上，日本卻在扭曲歷史教育與教科書篡改，淡化侵略實質，文部科學省審定通過的教科書將侵華戰爭稱為“進入華北”，將“三光政策”篡改為“因抗日運動被迫治安維穩”，並質疑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甚至刪除“侵略”表述。
社會輿論長期聚焦廣島、長崎核爆的“受害經歷”，影視作品渲染悲情，卻極少提及日本在亞洲的殖民暴行，通過受害者敘事掩蓋加害責任，導致年輕一代對軍國主義加害史認知模糊。
為求合理化軍事擴張與“正常化”訴求，日本突破和平憲法約束，解禁集體自衛權：2014年安倍內閣通過憲法解釋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為海外動武鋪路。渲染威脅論助推擴軍：日本以“中國軍事擴張”“俄羅斯威脅”為由，將防衛預算增至GDP的2%，2025年《防衛白皮書》宣稱發展“防區外打擊能力”（即進攻性導彈），美國向日本出售“戰斧”巡航導彈，並成立“統合作戰司令部”，推動跨領域聯合作戰能力。並向小學發放兒童版《防衛白皮書》，試圖塑造民意支持強軍。
總結：日本未完成的切割軍國主義
德國的懺悔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法律強制—道德內化—國家認同”的長期過程，正如默克爾所言：“德國被世界重新接納，因我們徹底與過去決裂——而鄰國的寬容同樣不可或缺”。這種將歷史責任嵌入國家基因的做法，成為戰後德國“和平崛起”的合法性根基，也反映出日本處理歷史責任的錯誤。
日本歷史定性模糊化，官方長期使用“那場戰爭”“太平洋戰爭”等中性術語，拒絕明確使用“侵略戰爭”表述，反映其回避歷史定性的意圖，也沒有明確地清算軍國主義，否認侵略史實。日本在歷史認知、教育政策、軍事動向三方面均存在否定軍國主義罪行的傾向，右翼勢力主導的修正主義史觀與擴軍實踐已對地區和平構成現實威脅。
美國同樣需要為日本的錯誤方向負責，為求霸權利益，甚至為取得化學武器和細菌戰的果實，甚至不惜放過兇殘狠毒的日本731部隊，為世界和平、穩定和公義埋下地雷，將世界指向一個錯誤方向。
–
本材料由 Chinese Information Radio代表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發佈，更多相關信息可從華盛頓特區司法部獲得。”
請加入成為會員, 支持良心正派傳媒。
Join this channel to get access to perks: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YWSlgQB1BpfQTkNm_P5qIw/join
請星電視飲茶https://www.buymeacoffee.com/singtao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