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N先生看到華人家庭父母和孩子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時，他就會想起自己的家庭，他的心就會被悲傷吞噬。在一場試圖從紐約市的寄養系統中奪回他們女兒的曠日持久的法庭訴訟進行到一半時，他的太太溘然長逝。而他的女兒已經不再是他法律意義上的子女，被安置在白人寄養家庭之後，她甚至已經不能再用中文跟父親直接交流。N先生現在總是想起女兒小時候生病，他抱著她去醫院的情景，「我從來沒想到有一天我女兒會跟我沒法直接溝通。」N先生說。
紐約市亞裔寄養家庭奇缺，亞裔孩子被兒童局帶走進入寄養系統之後，被安置在同族裔寄養家庭的比率是所有族裔兒童中最低的。居住在不同族裔的寄養家庭中並非一定會使孩子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語言，但目前沒有法律要求寄養父母必須讓孩子接觸其原生文化。之前的研究已經證明，寄養家庭文化上的陌生感會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而語言障礙則會進一步疏離孩子和親生父母的關係，影響家庭團聚的最終目標。在特朗普總統大規模遣返的背景下，包括中國走線客在內的很多移民父母都面臨突然被遣返的危險，而獨自留在美國的孩子則需要進入寄養系統。很多亞裔服務組織擔心，在這種情況下，亞裔寄養家庭人數不足將帶來更大的危機。
N先生的女兒是13年前被兒童局帶走的。當時4歲的她出生後一直跟奶奶一起住在紐約華埠，以便N先生和太太能夠專心經營他們在佛羅里達的外賣餐館，這也使夫妻倆對孩子格外疼愛。那一天身懷第二個孩子的N太太回到紐約做孕檢，女兒鬧著不睡覺，N太太用衣架打了她，孩子身上留下的印恨被老師發現後報了警。N先生當時正在餐館工作，作為福州移民，他知道在中國文化中體罰孩子並不奇怪，但他說太太從來不是個暴力的人。可能是孕期荷爾蒙作祟，他想，「女兒很快就會回到我們身邊。」
但他所希望的並沒有發生。通常孩子進入寄養系統後，家事法庭將開庭決定孩子今後的安排，法官可以裁決讓父母在滿足一些條件之後將孩子接回家，也可能終止父母的監護權，讓孩子被他人正式領養。2023年，在與試圖領養孩子的寄養家庭經過十多年法庭拉鋸戰之後，N先生覺得已是走投無路。他與對方簽署了協議書，女兒被對方領養。但N先生意識到自己與女兒之間的血親紐帶正在斷裂是早在孩子進入寄養系統的第一年，在常規的探視中，他發現女兒已經不再講中文。「我當時就知道問題嚴重了。」他說。
亞裔與寄養系統
兒童局的數據顯示，亞裔只佔全紐約市近6400名寄養兒童的1.7%，而亞裔寄養父母只佔全市近4390名寄養父母的1.3%。亞裔兒童被安置在同族裔寄養家庭的比例為16%，是所有族裔中最低的，不及白人的一半，更不及黑人的四分之一。目前紐約市寄養系統中的兒童有45%被安排在親友家中，但對於新移民來說，可以在這種情況下接收孩子的親友網路也十分有限，只有22%的亞裔寄養兒童被安置在親友家，也是所有族裔最低的。
疑似兒童虐待或疏忽的舉報是兒童局登門的兩大主因，但亞裔家庭常常因為文化差異問題惹上麻煩，比如用中醫為孩子治療時身上留下的印痕。即使如此，亞裔佔紐約人口18%，其在寄養系統中的超低比例讓一些專家和權益界人士認為亞裔社區中的兒童保護相關事件遠被低估。
對於了解社區的人來說，其中部分原因顯而易見。當華人社區有人發現走失街頭的孩子時，「他們會把孩子放在店裡，在微信上發帖讓家長來認領。」市議員候選人葉凌霞說。葉凌霞從2016年進入時任市議員萬齊家辦公室後就一直在日落公園工作，「他們不願打電話報警，怕招來兒童局把孩子帶走。」她說。
在2015年出版的專著《人力服務中的種族比例失衡和差異》一書收錄的論文裡，一些社會學研究人員指出，亞裔兒童進入寄養系統後被歸還親生父母的比例低於白人和西語裔，部分原因是兒童保護工作人員由於對文化和社會經濟細微差異缺乏了解而帶來的非故意歧視。「這種歧視表現在翻譯不足、兒童安置需求不能滿足、家庭具體情況不被考慮。」文章說。
在向紐約州上訴法院提交的訴狀中，來自福州的華人父親Wen Z說，上述種種都發生在他身上。
悲劇更悲慘
11年以前，Z先生剛剛出生的兒子克勇（Ke Yong，音譯）被兒童局帶走，因為該局認為Z先生患有精神分裂的太太無法照顧孩子。根據法庭文件，負責安置的寄養機構「好牧人」（Good Shepherd Services）將Z先生的母語福州話錯誤登記為國語，至少在孩子進入寄養系統第一年裡該機構與Z先生溝通時都未提供福州話翻譯。
而克勇至今已經被先後安置在四個講英語或者西班牙語的家庭，現在幾乎完全不說中文。當親生父母按兒童局的要求前去常規探望兒子時，至少在最初的四年裡，完全沒有翻譯。
去年六月，州高等法院決定終結Z先生夫婦的監護權，Z先生提出上訴，一些社區和民權機構分別向上訴法庭提交兩份意見書，要求重審Z先生的案子。這些組織之一、美國民權聯盟律師尚德尼（Sania Chandrani）說，兒童保護系統中殘障人士和非英語人士佔到相當比例，「如果一個家庭同時有這兩種障礙，獲得正義就難上加難。」 另一家組織、亞美法律援助處律師江雲凡（Charlie Jiang）說：「他們（父與子）都沒法交流，沒法交流怎麼建立親子關係？」
今年四月，上訴法庭決定重申此案，預計將於九月開庭。Z先生向記者發出的書面聲明中描述了不能與兒子直接交流對話的痛苦，「我覺得很難過，因為他是我兒子，我唯一的兒子，我想讓他回家。」他說。
「好牧人」和兒童局拒絕對此作出評論。
近年來兒童局一直在致力提高其翻譯服務，去年還開始允許其合同寄養機構使用該局付款的翻譯服務商提供翻譯。改善是明顯的，「早些年，他們在調查中是讓孩子來做翻譯的。」一直致力於推動兒童局改善翻譯服務的華策會曼哈頓社區服務中心主管歐陽茱迪（Judy Ah-Yune）說。
但亞裔寄養家庭的數量以及被安置在同族裔寄養家庭的亞裔孩子的比例至今並沒有很大變化。「我確知有幾單案件孩子進入寄養家庭後就不會說在家裡跟親生父母說的語言了。」Z先生的律師、致力於家庭團聚的法律服務組織家庭代表中心的維爾（Emily Wall，音譯）說。
華裔媽媽Y女士現在正在擔心她的兒子會有同樣遭遇。一年多前，Y女士就她先生的一樁嚴重家暴事件報警後，兒童局開始監護這個家庭。今年三月，在家暴相關法庭訴訟中感到精疲力盡的Y女士問兒童局個案專員能不能把孩子帶走照顧幾天，讓她喘口氣。當時一歲半的孩子被安置在一個西裔寄養家庭中，兒童局告訴Y女士，她想要回孩子必須進行精神鑒定，且鑒定之後也不能保證孩子會回來。
Y女士說孩子現在只會說幾個詞，但能聽懂她用中文對他講話。她說她無法想像兒子有一天會聽不懂她講話。「如果我知道會這樣，我說什麼也不會讓他們帶走孩子的。」她哭著說。
危機將至
沒有法律要求寄養機構必須把孩子安置在符合他們文化背景的家庭中，一條聯邦法律禁止各州在決定寄養、領養安排時考慮族裔，但這條法律同時也要求各州努力招募能夠反映寄養系統多元性的寄養父母。2019年，美國律師協會雜誌《今日兒童保護法》發表了思丹分森（Ariella Stafanson）的一份研究，發現當時全美只有四個州將原生文化活動列入寄養兒童權益法中。而紐約州直到2023年才將參與自身的文化和傳統活動列入受法律保護的寄養兒童權利。
作為民權律師的思丹分森說，像所有法律一樣，權益法只有認真執行才能確保權益到位。而要處於逆境中的孩子去捍衛自己參與原生文化的權利是很困難的。「很多時候你需要一個維權者努力推動系統去做它本應該做的事。」她說。
2019年，紐約市兒童局推出一套新的寄養兒童安置標準，將語言列為考慮安置匹配的因素之一。但包括孩子的年齡、身體狀況和就讀的學校等很多其他因素也在綜合考慮範圍內。兒童局發言人解釋說，這就是為什麼寄養系統中有60位持證亞裔寄養父母，而系統中的111名亞裔兒童只有18名被安置在亞裔家庭中。
但一些學者認為寄養家庭中的文化陌生感會給孩子帶來嚴重傷害。在2012年《兒童與青年服務評論》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紐約大學和西奈山醫院的研究人員發現寄養家庭不同的族裔背景會引發孩子抑鬱和孤獨的症狀，不同的語言會引發孩子的行為問題。
在2024年的一份研究中，衛斯理學院心理學系副教授陳瀚恩（Stephen Chen）發現華人移民家庭的孩子越美國化，越不容易理解父母的中式關愛。「這會降低他們的安全感和對父母的依賴。」陳瀚恩說。套用在寄養系統的語境下，親生父母探視時與孩子的互動會被工作人員記錄下來，作為官方決定是否將孩子還給父母的考量因素之一。對於不懂這些文化差異的人來說，他們看到可能會說，「喔，這個父母不關心孩子。」陳瀚恩說。
如果說之前缺乏亞裔寄養家庭只是慢性問題，很多亞裔社區服務界人士說，這個問題在當下變得更為緊迫。近年來從南境進入美國的庇護尋求者中有大量中國人，僅在2023年，這一數字就達到3萬7000，創下紀錄。市長移民辦公室的一份報告也顯示，18%的亞裔家庭家中至少一名成員無身份，超過全市平均的12%。雖然因移民遣返帶來的留守兒童進入寄養系統浪潮尚未開始，一些服務組織已經看到令人不安的苗頭。紐約親子互助會會長黃妮可說，一名中國走線客最近來向她求助。這名母親去年年底在遊民所中被人舉報虐待孩子，使她的兩個16歲以下的孩子都被兒童局帶走，如今被安置在一個黑人寄養家庭中。「這樣的事情很可能會越來越多。」黃妮可說。
今年四月，為回應旗下組織對遣返大潮下留守兒童問題日益增加的擔憂，亞美聯盟組織了一場社區機構、民選官員和兒童局局長丹侯瑟（Jess Dannhauser，音譯）之間的見面會。很多機構代表提出了亞裔寄養家庭缺乏的問題。「他們沒有足夠的文化適合的家庭來安置這些孩子。」亞美聯盟副總監韓君（Joo Han，音譯）說。
需要填補的缺口
晚飯時間到了，貝拉（Bella，音譯）都等不及了。這一天樸愛玲（Ileen Park，音譯）為家人準備了韓式辣炒豬肉、泡菜，當然還有米飯。貝拉最喜歡的韓式鹹魚子醬也放在一個小碗裡專門擺在她旁邊。三歲的貝拉正在學著用筷子，但她還不熟練，所以愛玲和先生樸洽克（Chuck Park，音譯）時不時得餵她幾口。「好吃！」貝拉邊說邊伸出手去撫摸愛玲的臉頰。
這或許是很多有年幼孩子的亞裔家庭中普通的一幕，但被貝拉叫做「媽咪」和「爹地」的樸氏夫婦還不是貝拉法律意義上的父母。貝拉是五個月的時候被送到這個韓裔寄養家庭的，她的華裔親生父母很少來探訪。五月，法庭做出決定允許貝拉被領養，樸氏夫婦已經進入領養程序。
貝拉是這對夫婦成為寄養父母以來接收過的第四個寄養兒童。2020年，已經育有一名健康的七歲親生兒子的樸氏夫婦決定走一條不同的路來擴展他們的家庭。「我們聽說了寄養服務，這看起來即可以滿足我們擴展家庭的私心，又可以幫助到其他家庭。」樸洽克說。
但當他們到寄養機構去進行培訓申請認証時，樸氏夫婦才意識到這是個多麼不同尋常的決定。「當時培訓課堂有30多個人，我們是唯一的亞裔。」樸洽克說。
招收寄養家庭本身就不容易，對於亞裔，特別是第一代亞裔移民，或許更有些特殊的挑戰。傳統亞裔文化注重家庭血脈傳承，作為韓二代的樸氏夫婦說他們的一代移民父母對貝拉很好，但老人仍然不能理解寄養的概念。「你畢竟是在照顧別人家的孩子，他們覺得很困惑。」樸洽克說。
成為寄養父母需要進行數十個小時的培訓、通過繁瑣的背景檢查，對家庭居住空間有嚴格要求，每個孩子每月的政府基本補貼不足千元，這些都使很多家庭知難而退。「很多一代移民根本達不到這些要求。」勵馨婦幼關懷中心共同副總監蔡玲（Lynn Cai，音譯）說。
但社區中既有愛心又有條件的也大有人在，但他們苦於根本沒有相關資訊。社區活動者陳熠曾經幫助過不少被兒童局找上門的華人家長，他說他從沒見過在華人社區有招募寄養父母的活動。36歲的陳熠13歲來到美國，父母打餐館很少有時間陪他。這些經歷加上流利的中文，使他深知新移民父母的苦衷，經常幫他們連結到社區服務資源。陳熠說他很喜歡小孩，但根本不知道如何成為寄養父母。「我父母那一代窮怕了，但我們這樣的年輕人如果有相關諮詢是會感興趣的。」他說。
兒童局一般依靠寄養機構來招募寄養父母，但亞裔社區裡沒有寄養機構，而大部分的寄養機構又少有亞裔員工，亞裔社區對寄養系統知之甚少也是個問題。「挑戰在於，對於從沒有考慮過要當寄養父母的人群，如何口耳相傳讓他們開始考慮。」寄養機構幫助兒童（Children’s Aid）的執行副總監布斯（Georgia Boothe，音譯）說，該機構服務700名寄養兒童，其中包括10名亞裔。另一家寄養機構紐約兒童院（New York Foundling）服務500名寄養兒童，其中不到3%是亞裔。該機構發現他們的標準寄養父母招募材料在亞裔社區效果很差。「很多亞裔分支文化對寄養完全沒概念，當你根本不知道一件事是什麼或者有這樣的需求時，你不會想到要去對它感興趣。」該機構副總監慕納茲（Alexandria Munoz，音譯）說。——下轉B5（*文中部分父母及子女姓名非全名以保護隱私）
陳倩雯在2016年的法案公聽會上，質問兒童局代表。
樸氏一家共享晚餐，圖中女孩為貝拉。
克里斯南（中）、黃敏儀（左二）等市議員在市議會農曆新年慶祝活動上為社區人士頒獎。
紐約親子互助會會長黃妮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