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簽署行政命令，對進口到美國的所有汽車和輕型卡車徵收25%的關稅。這項措施於4月3日生效，即政府對美國貿易夥伴推出「對等關稅」的第二天。特朗普試圖安撫緊張的美國人，承諾「我們的汽車業務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蓬勃發展」，可惜現實並非如此。
儘管特朗普的關稅與傳統經濟智慧相悖，但他的信心可能會讓一些人認為背後隱藏着邏輯。據推測，對汽車和卡車徵收關稅的目的是激勵汽車製造商在美國建造工廠。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個理由顯然有嚴重缺陷。雖然這將對許多國家產生負面影響（尤其是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但其最具破壞性的影響將是美國本身。
國內生產成本料增
特朗普的批評者正確地指出，關稅將提高美國汽車價格，但這只是其眾多缺點之一。舉例說，汽車和半導體等行業具有大量固定生產成本，鑑於在這些「沉沒成本」（例如獲取土地、建廠和獲得許可證）發生後突然降低關稅可能會導致重大損失，投資者需要確信關稅將維持至少10至15年。如果政府能夠以某種方式向投資者發出信號，表明關稅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保持不變，那麼美國很可能會建立新的汽車工廠，從而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
但這可能不是一個積極的進展，對傳統勞動力需求的人為增長非但不會讓美國汽車再次偉大，反而可能損害美國經濟的長期健康。由於美國市場受到關稅牆的保護，國內生產成本將變得越來越高，而勞動力成本天然較低的國家，如中國、印度、墨西哥和印尼等，將能夠以低得多的價格生產汽車，從而超越美國，在全球市場上獲得更牢固的立足點。
特朗普不顧一切地試圖恢復汽車製造業，與美國應對紡織業衰退的方式形成鮮明對比。19世紀初，美國是紡織業的領導者，棉花和毛紡廠比比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紡織和服裝業繼續蓬勃發展，其中北卡羅來納州處於領先地位。但隨着美國變得更加富裕，勞動成本上升，它逐漸失去了比較優勢，從而轉向需要研究和創新的領域，而在這些領域，美國處於有利地位。如今，紡織業由越南、孟加拉和土耳其等國家主導。
如果美國決定在20世紀後期對進口紡織品和服裝徵收高額關稅，以鼓勵國內生產，它可能仍然是服裝製造中心。但這會付出高昂的代價：美國經濟不會達到今天的水平。相反，它將擁有大型工廠，工人們在那裡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
這並非代表，如果策略性地、謹慎地使用關稅，關稅就不會有效，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必要的。但當它們破壞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時，正如特朗普的關稅無疑會造成的那樣，它們只會造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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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為我們提供了極端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貿易政策危險的寶貴教訓。20世紀初，阿根廷發展迅速，超過德國和法國，成為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之一。1930年，當烏里布魯（Jose Felix Uriburu）領導軍事政變並宣布自己為總統時，一切都改變了。3年之內，他限制了移民，並將關稅提高了近一倍。同時，美國正在向商品和人員開放其經濟，投資高等教育並進行尖端研究。美國經濟飆升，阿根廷經濟則停滯不前，導致與美國競爭的希望破滅。
重新分配稅收和利潤分享
結論很明確：各國不應透過保護主義貿易措施固守過時的產業，而應擁抱創新。然而，儘管技術進步創造了經濟機會，但它們也往往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解決方案在於重新分配稅收和利潤分享，以確保增長的收益得到公平分配，而不是被企業囤積並集中在億萬富翁手中。誠然，稅收再分配絕非易事。它必須精心設計，以避免阻礙創新和扭曲激勵，但這比特朗普的誤導性政策更可取，而且在科技快速變革的時代，它絕對必要。
Project Syndicate獨家授權刊登
Kaushik Basu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