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屏山 矽谷
陳霞芬上周末舉辦了一個派對，慶祝她在法律上戰勝了她的前僱主美國商務部。陳霞芬說，聚會是為了感謝她的許多忠實支持者在她「尋求正義的漫長征途」中並肩而立。
慶祝活動在加州波羅阿多的一棟民宅舉行，這棟房子屬於阿里馬夫婦（Adrian & Monica Yeung Arima），陳霞芬作為客人住在這裡。陳的許多支持者住在矽谷，他們向她的法律辯護基金捐款並給予持久的精神支持。大約有一百人參加了這個聚會。
漫長折磨開始
聯邦調查局經過兩年的調查後，2014年10月來到陳霞芬的工作場所，將她戴上手銬帶走，令她的同事感到震驚莫名。2015年3月，聯邦檢察官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撤銷了所有指控。這本應是陳霞芬的故事的結束，但事實並非如此。
令人驚訝的是，2016年3月，作為水文學家的陳霞芬被國家氣象局（NWS）解僱，理由和檢察官已經撤銷指控一樣。NWS隸屬於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
《亞洲時報》描述NWS和NOAA為了正式確定陳的解僱文件，展開扭曲的詭計。給個提示，國家氣象局負責人設法遁走，沒有參與其中。
陳霞芬對事態的發展感到震驚，她對《亞洲時報》說：「為甚麼我必須接受政府給我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待遇？我不僅僅是為自己而戰，而是為所有遭種族偏見的受害者而戰，以讓這樣的事不會再發生」。
MSPB的有利裁決
隨後，陳霞芬向聯邦功績制保護委員會（MSPB）提出了錯誤解僱的申訴。MSPB的成立是為了保護聯邦工人免受僱主的虐待。令許多人驚訝的是，首席行政法官施羅德（Michele Schroeder）作出了有利於陳的裁決，認為她是嚴重不公正的受害者。
從她向MSPB提出申請到裁決，花了一年半時間。法官施羅德命令恢復陳的職務，並補發工資和福利。在MSPB歷史上贏得戰勝聯邦政府的裁決，幾率不到百分之一。因此，2018年4月的判決本應是陳的征程的結束，也是一個值得慶祝的理由。
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商務部提出了上訴，這就需要由兩名及以上的法官來審理。當時MSPB只有一名法官在工作，因此上訴被擱置了。商務部是否知道由於技術性問題而導致的拖延？當然知道。
2019年1月，陳霞芬對商務部提起民事訴訟，指控其惡意起訴和錯誤逮捕，並要求獲得500萬元的賠償和補償。2021年10月，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與總部位於波羅阿多的大型律師事務所Cooley LLP一起加入了陳的法律團隊，進行起訴。
最後，本月初，陳霞芬與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一起宣布訴訟達成和解，政府將支付她55萬元，並在未來10年每年支付12.5萬元的年金。因此，她在長達十年的征程之後，可以說是獲得了一個圓滿的結局。
ACLU國家安全項目的高級律師戈爾斯基（Ashley Gorski）說：「這對陳女士個人是一個巨大的勝利，對華裔社區也是如此。和解清楚地表明，政府如果歧視，將被追究責任」。
陳霞芬勝利具歷史意義
ACLU稱陳霞芬的和解協議是歷史性的，是史無前例的，也是商務部有史以來賠付的最大金額。這些都是事實，但在我看來，陳的勝利只是收回了她的律師費和拖欠的工資。她的案例只是可能出現的糾正的開始，並不意味著美國政府對華裔的系統性種族偏見的結束。
正如我在2015年觀察到的那樣，「聯邦調查局及其同僚不是在整理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據，而是抓住任何可能的錯誤行為的微弱線索，進行公開逮捕，發出新聞稿提出指控，將無助的美籍華人拘留。」
「當他們的調查結果受檢視發現未能成立時，指控就會被悄悄撤銷。當然，到那時，受害者的名譽已經支離破碎，生活和經濟狀況也毀於一旦。」
自著名的李文和案以來，甚至更早，直到今天，華裔科學家都是「疑罪從有」，舉證的責任在被告身上。在陳霞芬案中，即使被證明無罪之後，她仍然背負重任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正義。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去年12月發表的一篇文章，分析了前總統特朗普發起的所謂「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文章稱「迄今為止，根據該行動計劃被指控的被告中只有約四分之一被定罪，而那些被公開指控的被告中約有一半還沒有上過法庭。」
我推測，剩下的25%的指控被悄悄地撤回。
郗小星也在追訴正義
2015年，賓州費城天普大學的物理學教授郗小星（Xiaoxing Xi），在當局一次「大膽」的黎明時分突襲中，在其妻女的面前，在家中被槍口指著逮捕。
司法部隨後撤銷了指控，這可以說是郗小星的勝利，因為美國司法部並沒有要求他承認一些輕微的輕罪作為交換。政府討厭承認犯錯，通常會要求被告對一些輕微的罪行認罪，這樣逮捕就可以順理成章。
例如，李文和不得不承認違反洛斯阿莫斯國家實驗室的規定下載計算機文件，然後才能從9個月的單獨監禁中獲釋，並被主審法官釋放。法官對李文和不得不認罪表示遺憾，並為政府的嚴重不當行為向他道歉。
其他許多被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傷害的華裔不得不就答辯和當局談判，以便繼續生活並減少法律費用帶來的經濟損失。在法律糾紛中與美國政府對抗總是非常困難。與個人相比，政府擁有無限的資源和時間。
像陳霞芬一樣，郗小星也在起訴聯邦政府和聯邦調查局特工，因為他們故意歪曲證據，作為他被捕的依據，並因此而遭受創傷。ACLU也是他法律團隊的一部分，他希望最終能得到有利的裁決。
在陳霞芬宣布勝訴的第二天，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教授陳剛與陳霞芬、郗博士一起現身三藩市的一個會議。會議小組討論的主題是對華裔科學家的種族偏見和歧視。第四位發言人胡善慶是負責努力追蹤政府司法部門濫用權力的「APA Justice」的創始人。
陳剛曾遭遇FBI調查
陳剛教授比其他小組成員更幸運。據《紐約時報》報道，陳剛一發現自己被調查，他的僱主麻省理工學院就聘請了外部法律顧問，一路為他提供建議。
2021年1月的一個清晨，10多名聯邦調查局特工來到陳剛家，給他戴上手銬，把他帶走審訊。當天下午他被釋放，但他必須遠離校園，不與任何MIT的員工接觸。
那年9月，陳教授的律師獲得了來自檢方的好消息。如果陳教授承認在中國有某些聯繫，指控將被撤銷，案件也將被撤消。雖然他的律師認為這一提議是個安全、無風險的脫罪交易，但陳剛拒絕了。由於他沒有做錯任何事，他認為他沒有必要做這個交易。
整整一年後，在2022年1月，對陳教授的所有指控被撤銷，他繼續在MIT工作。他比大多數人更幸運，因為時任MIT院長的賴夫(Rafael Reif)從政府調查一開始就支持他，並由學校承擔他的法律費用。他的同事積極為他辯護，力證他的清白。
其他遇到類似問題的人的情況要糟糕得多。他們的大學僱主很快就會與之切割，把他們晾在一邊。當指控被撤銷時，他們可能復職，也可能不復職，但他們的名譽已經被玷污，銀行賬戶因訴訟費用而大為縮水。
根據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多位學者的聯合報告，去年至少有1400名華裔科學家離開美國機構轉到中國機構。
這一趨勢的增加是因為特朗普制定、直到最近才被拜登取消的「中國行動計劃」。該計劃的初衷是遏制美中之間的科學信息交流，而它變成了一場失控的迫害。
對於華裔來說，在美國從事科技工作已經變得很危險，有可能會莫名其妙突然被逮捕，並遭到再三拷問忠誠度。阻止美國人才流失的方法是制定法規和法律，處罰那些基於謊言、偽造證據和隱藏可開脫證據的起訴行為。
反華仇恨犯罪決不能被容忍，尤其是當犯罪者是政府時。需要制定規定，讓遭錯誤起訴的受害者及時得到損失賠償和支付其律師費。只有這樣，華裔科學家和研究人員的流失才會減緩，也許還會逆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