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蔣介石（中正）日記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展閱後，廣受全球中國研究學界重視，認為這日記為認識20世紀中國打開了一扇門，許多撲朔迷離、真相未明的歷史事件終獲理解的脈絡，帶動了民國史研究的熱潮。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表示，歷史學者從世界各地湧到胡佛檔案館，座無虛席，檔案館員工經常得開放特別空間以容納等候借閱的學者。如此盛況，對檔案館及學者來說，都是百年難見。
郭岱君指出，蔣介石日記信息太豐富，內容太精彩，幾乎每一頁都蘊藏著當時人、事、地、物的微細線索，再加上胡佛檔案館原有的中國近代史檔案，參與歷史盛會的眾學者如入寶山，埋首故紙，幾乎每天都有新發現，興奮不已。不少學者在閉館後仍意猶未盡，聚在一起，交換心得，她形容「從對蔣介石日記中文字的剖析、到對當年歷史大事的再認識，各有各的理解與觀點，你來我往，或針鋒相對，或妙語如珠，熱鬧非常，欲罷不能。 」
關鍵史料 新的契機
由於新史料帶來新訊息，也帶來新觀點，各學者不約而同地想到一件事：是時候重新研究抗戰史了！
郭岱君表示，事實上，不只一般大眾對抗戰史的認知擺盪模糊，就連終日沉浸在史料中的專業研究者，對這場戰爭的了解也常感不足，無論是其中晦暗不明、各說各話的事件，還是它在中西近代史上的重要性，甚至是對往後時局千絲萬縷的影響。它牽引著眾人的認同、情緒，甚至左右相互友好與仇恨的選擇。多年來，這段歷史始終未能真正呈現清晰面貌；任由許許多多說不清或誤解的史實和史觀從過去延伸而來、一環扣一環地，走到如今的局面。
她說，歷來中外先進對抗戰史的研究雖是篇帙浩瀚，成果豐富，但亦不免有因史料限制、黨派隔閡、政治分疏而致缺漏或訛誤者。她指出：既要「重探」，就當以新發現與新論證自勉，希望在各方成就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共同努力呈現出更完整客觀的抗戰史。
沒有國界的抗戰史研究
郭岱君認為，蔣介石日記這個新史料的開放，是一個契機，「讓我們得以匯集過往的積累，重新審視這段重要的歷史。」
2013年8月，胡佛研究院舉辦「抗戰史研究工作坊」，來自日本、中國大陸、台灣、英國、加拿大學者齊聚一堂，最後決定合作撰寫一部抗戰史，如此亟需溝通、密切合作與整合的歷史研究計劃並不多見；基於對歷史真相的求索，研究者們自然而然地站上探索的出發點。
她表示，雖說目標相同，但多國學者合作並非易事；數十年來各自著述的成果與不同的角度、觀念，肯定會衝撞出璀璨的火花。例如，一開始日本學者便提出，「抗日戰爭」這個詞用在書名上不妥，應稱「日中戰爭」或「中日戰爭」。幾經協商，最終定名《重探抗戰史，1931-1945》，英文則稱為「The 2nd Sino-Japanese War, 1931-1945」，如出版日文版，則稱為《重探日中戰爭，1931-1945》。學者們極為認真，小至一個名詞，大到評議或論述，皆互相尊重、熱誠討論，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
郭岱君指出，在研究重點、方法及編寫原則方面，眾人達到如下共識：（1）忠於史實，不黨不私，公正客觀，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2）關照多方觀點及史料，每個主題由兩位以上學者撰寫，再由主編融匯撰成。（3）兼具嚴謹學術研究與一般大眾歷史著作優點，文字表敘力求深入淺出、流暢易讀。
就這樣，《重探抗戰史》研究計劃在不分國籍、語言，坦誠的意見交流中，啟程向前。
飛上海北京東京細究真相
郭岱君說，確立了大方向與原則後，學者們慎重討論在眾多重要歷史事件中，該選取哪些題目來探討。2013年10月，「抗戰史研究工作坊」展開上海、北京、東京之行，向當地學者請益，並特別就「汪精衛與汪政權」這個主題分別和復旦大學歷史系、東京「蔣介石研究會」合辦小型研討會。
她指出，「特別探究汪精衛，因其是中華民國肇建者之一，當年賦詩『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膾炙人口，感動了無數後來者。這樣一位熱情勇敢的開國元勳，竟在抗戰最艱難時離開他參與創建的國民政府，在南京組建另一個中華民國政府，成為侵華日軍的傀儡。這中間轉變之巨，撲朔迷離，令人費解。」
她指出，80年來，中國大陸及台灣都視汪精衛為「漢奸」，其政府被稱為「偽政權」，所作所為被視為「投敵叛國」。然而，抗戰時期，汪政權曾統治了中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及地區，前後長達五年，其人、其事恐非「漢奸」二字能簡化之。汪精衛為何從革命元勳變成「漢奸」？為何堅決主張與日本和談合作？汪政權實際作為究竟如何？等等問題，始終未得到客觀的解析與評價。
除此之外，還有若干迄今仍真相未明的歷史大事亟待釐清，例如：中國為何出現那麼多偽政權？與之相關之人皆為漢奸、叛國賊嗎？中日兩軍在戰場上激烈交鋒，但東京與重慶間的秘密和議卻從未間斷，如何解釋這個詭譎的現象？中共為何能在抗戰中坐大？國民政府為何贏了抗戰卻輸掉了江山？「抗戰史研究工作坊」大膽立志，要找出這些隱晦不明或是懸而未決的議題的答案，並做客觀的評價。
2014年夏季，「抗戰史研究工作坊」在胡佛舉行，第一卷的作者幾乎全員到齊。英國劍橋大學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教授與會，給予鼓勵和建議。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林載爵主動來電，希望出版《重探》，並專程飛來參加。長期支持胡佛近代中國檔案計劃的童子賢，也帶著兒子凱文全程參與。整整一周，各章作者提出初步研究論述，大家熱烈探討，經常就一個議題連續論辯數小時，欲罷不能。
她感嘆地說，抗戰史涵蓋的議題多、材料豐富，而「抗戰史研究工作坊」能力有限，僅能選擇其中若干議題嘗試「重探」；歷史不息，人的生命如流星般一瞬的存在，個體的力量雖小，但當參與此計劃的每位學者皆試著以自身有限的時間合力協作，縱使仍有無法盡善盡美之處，但相信定能有所成就。
意料之外的狀況及延遲
郭岱君回憶，2015年10月《重探抗戰史》第一卷在台北出版，市場反應頗熱絡，但作者們事後檢討，當時匆促成書，過程中不慎有若干謬誤疏漏，好在立刻再版、三版、四版，稍有機會做小幅修潤。記取第一卷的教訓，第二卷的撰寫時程較從容，作者們更加充分討論後才提筆撰寫，主編亦是再三增刪修潤。然而，在作者們孜孜不倦的成書期間內，發生了幾件意外，延緩了進度，大環境也有了不少變化。她指出，中國大陸自2014年開始發起「抵制歷史虛無主義」，主要針對中共黨史及中國近現代史的論述，民國史研究及相關學者也受到壓力，到2016年大陸學者多趨自我戒慎，影響了《重探》的撰寫。
她強調，作為研究標的類同的民間學術團體，「抗戰史研究工作坊」希望《重探抗戰史》避免與之重複，並發揮民間自由開放的特點，期間和作者們多次討論，特別是蘇聖雄（台灣中央研究院）和岩谷將（日本北海道大學）兩位學者，共識愈清晰：本書的重點應在「重探」和「客觀開放」兩大特點，亦即跳出黨派或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窠臼，把事情說清楚，特別是過去說不清楚或不便說的。
為此該書第三卷在送至打印前，臨時做了大幅修刪，取消或合併原先納入的幾章一般史實敘述、或是近年研究成果豐富已多次被撰寫、討論過的文章；把重點放在過去較少探究的議題上，例如：抗戰時其各地的偽政權、戰時的中日秘密和議、終戰時的「以德報怨」、國共和談、國共較量等議題。
時光飛逝，七年後「抗戰史研究工作坊」重修了《重探抗戰史》第一卷，嚴謹但更開放地編寫第二、三卷。期間，兩岸關係發生明顯轉折，中美貿易戰、烏克蘭戰爭，在在訴說著戰爭離我們仍未遠去。郭岱君說，除了探究歷史，也希望藉此思索台灣、中國大陸乃至東亞及世界的未來，「歷史對今天及未來有用；我們在探索過去的同時，始終在為今天及未來尋找答案。」文/記者王慶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