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荷華大學的治療師施密特（Heidi Schmitt）每日工作日程排得滿滿，這天光是在上午，就先後為三名大學生提供心理諮詢，第一名學生患上恐慌症；第二名學生說在疫情引起的隔離兩年後與同齡人交住感到困難；第三名學生則抱怨說很難適應大學生活。
同一天，施密特還在為晚上安排的關於容忍壓力的研討會做準備，午飯後穿過校園，參加她領導的另一個關於正念的研討會。
這就是大學校園輔導員的生活，此時對心理保健的需求似乎沒有上線，各大學都竭盡全力滿足學生所需。
在全國大學校園中，尋求心理服務的學生人數在 2009 年至 2015 年間平均增加了 30%，是入學平均增長率的五倍多，並且還在繼續攀升。在愛荷華大學，輔導員提供的臨床服務小時數，比疫情前的10年平均增加了近 90%。
2020 年的個案量有所下降，因為學生們遙距上課，分散到家中，校方無法跨州為他們服務。隨著校園紛紛重啟面授課程，過去兩年許多學生所經歷的壓力、悲傷和孤立感均紛紛浮出水面，心理輔導個案已經開始再次飆升。
為了跟上步伐，大學聘請了更多的治療師，與提供遠程網絡醫療服務機構簽約，並將更多的學生送到校外輔導員和團體治療小組。大學還開始預約會面時間，設置每次會面的時間長度限制，將學生列入候補名單中。
大學也在心理服務方面展開創新，學生可以使用自助程序，或參加在線同齡人心理健康群組，校方也開始向壓力大的學生教授韌性和應對技巧。
但需求的增長讓人感覺困乏，越來越多的諮詢師表示他們已經筋疲力盡了。根據美國大學和大學諮詢中心主任協會的年度調查，大約 60% 的大學諮詢中心去年出現人員流失，比 2018 年增加了近 10 個百分點，70% 的中心難以填補空缺職位。
在調查中，諮詢中心負責人紛紛表示，新冠疫情增加了諮詢師的壓力和工作量，同時削弱了員工的士氣和凝聚力。
該協會主席霍塔林（Marcus Hotaling）說：「問題是誰在幫助心理輔導員？ 誰在幫助我們？」
曾幾何時，大學輔導員的作用更像是生活和職業教練，而不是治療師，他們的工作是協助學生度過大學生活和日後走進職場。他們主要處理成年後的挑戰：孤獨、學業壓力、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可是如今，輔導員很可能會看到患有嚴重飲食失調或嚴重恐慌症的學生，他們有的在想家，有的擔心學業。越來越多的學生（有一項調查發現比例達13%）報告有自殺念頭。
多年來，大學生的精神疾病發病率一直在攀升，達到了一些人認為的危機程度。在全國青少年心理健康組織「健康思想網絡」2021 年的一項調查中，近一半的學生依臨床上檢查標準來說是有著顯著的抑鬱、焦慮症狀或兩者兼而有之。
本職為紐約聯合大學諮詢中心負責人的霍塔林說，這種增長的部分原因是心理健康治療的進步，使更多這類學生有可能進入大學。其他輔導員說，這也反映了現代社會的壓力，年輕人在社交媒體和24 小時新聞頻道上目睹全世界發生的創傷和令人不安的事件。
愛荷華大學諮詢服務臨時聯合主任戴維斯（Holly Davis）說：「我們都更加意識到世界上存在的美麗和醜陋。它一直都在那裡，但現在，只需輕輕一按，你就可以看到它。」
從正面來看，各大學服務了越來越多問題沒有那麼嚴重的學生，這些學生過去可能沒有考慮到心理問題嚴重到需要接受治療。疫情前，典型的大學輔導中心為全校13% 的學生至少服務一次；在一些規模較小的校園裡，這個數字接近 40% 或更多。
創立大學心理健康中心的心理學家洛克（Ben Locke）認為，向更廣泛的學生開放校園輔導，可以預防止自殺和消除心理治療的負面形象。
他說，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在聯邦政府和基金會的數百萬元資助下，大學一直在鼓勵學生尋求幫助，提出有問題也是正常的。他們已經培訓教職員工和同齡人識別處於困境中的學生，並將他們轉介到諮詢處。本報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