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日報報道）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逾一百五十年的歷史終結後，轉眼間已回歸祖國二十五載。大律師公會主席杜淦堃資深大律師（Victor Dawes）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司法機構在這二十五年來的本地化發展值得令人鼓舞，即使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困境亦為法律服務行業製造眾多機遇，惟反修例風波對香港衝擊巨大，令年輕人對香港的法治及將來變得悲觀。但杜淦堃樂觀地認為「有危自有機」，希望即使香港人面對不同大小的挑戰，仍可以繼續包容不同聲音，尊重法治及支持理性討論法律議題，以保障不同持份者的基本權利。
香港兩文三語水平優越， 依靠地理及一國兩制的獨特情況，成功把中西制度融會貫通，多年來一直被確立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香港的案例被世界各地的不同法庭援引。杜淦堃認為公眾不應該每逢不滿判決便直斥審訊不公平，更武斷地到法院縱火或攻擊法官及司法制度。任何人如相信法治及民主制度，更加不應該破壞法治，廣大市民應該給予時間及善意批評，支持司法機構作出改善。
大部分審訊廣東話作供
杜憶述回歸前香港法官全是只懂英語而不懂廣東話，回歸後香港司法界逐漸本地化，現時司法機構雙語本地法官居多，在法庭大部分審訊中，即使控辯雙方陳詞選用英語，證人均可以廣東話作供。假若法官完全不懂廣東話，在證人作供時完全依賴翻譯員，除了會令審訊時間拉長一倍，亦難以理解證人作供時的語氣及神髓，但懂廣東話的法官則可以與作供的證人直接溝通，以便法官考慮證人的可信性。
雖然司法界本地化的發展值得令人鼓舞，但杜淦堃認為司法機構不應一面倒只聘用本地雙語法官，又或「一刀切」去除所有洋人法官，杜舉例指，現任上訴法庭副庭長麥機智及上訴法庭法官薛偉成均為 「好打得」的前檢控人員，二十五年來對香港的司法發展貢獻良多。而香港身為在中國運行《普通法》的國際城市，並非只是審理本地案件，亦需處理不少國際商業糾紛，故應該保持「國際性」，繼續在各級法庭委派海外法官。香港終審法院法官更是普通法國家法官界的「表表者」，杜認為假如有一日香港終審法院只剩下本地法官，並不會有太大問題，但應該鼓勵外國「高手」來協助香港憲制發展，故絕對歡迎海外非常任法官來港服務，以維持香港獨有的非常任法官制度 。
大是大非議題續發聲
杜淦堃表示，普通法厲害的地方是因時制宜的靈活性，而香港二十五年來的法律發展隨着政治、經濟、民生情況而改變，大致上與社會「跟得好貼」，唯一不變的正是大律師之間密切的人際關係。香港大律師數目由回歸時只有數百名，直至現時已增至逾一千六百名。但大律師公會多次被指過分政治化，杜解釋大律師公會作為專業團體需從法治角度出發，不能參與政治，「好多時（政治）都唔關我哋事」，但不少公會前主席離任後投身政治，才會無可避免地令人認為公會變得政治化。新手上任主席僅五個月的杜亦希望大律師公會可以繼續一如以往，在大是大非及法律議題上，幫助香港人發聲。
「風波及挑戰一定有，但我們唯有迎難而上」，杜展望香港未來二十五年的發展，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會歡迎二〇四七年後繼續堅持一國兩制，「如果依五十年（一國兩制）行得好，好的事就不應該轉變」，當一國兩制持之有效及運行良好，從而協助中國發展，對香港及中國均有好處，他看不到為何香港不可以繼續運行一國兩制。杜淦堃期望市民用多些時間了解法治及法院運作，多加留意法治議題及法庭新聞，對香港作為堅守法治的社會必有好處。
